时间退回到1993年。那年9月，张立波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杨耕教授。其时，“后学”风行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时尚话语，张立波较早地意识到，仅仅把“后学”视作一种时髦是不合适的，究其底蕴，无疑体现了现时代的症候与社会的游移。他倾向于把后现代指认为一种境遇，思想的、知识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境遇。在做硕士学位论文时，尝试探讨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后哲学意蕴，在做博士论文选题时，则力图把马克思的整个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置于后现代境遇中，探讨其一次次的在场、空场和再出场。在这一过程中，博导陈先达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原则方面给予张立波诸多教诲；硕导、副博导杨耕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极为熟悉，同时视野开阔，立足于当代哲学的思想平台思考问题，给予张立波极大的导引和影响。
在2000年5月提交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中，张立波借助于后现代思想家的启示，考察了哲学、实践和主体的发展历程，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实践观和人学思想，梳理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轨迹，批判地分析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三大社会思潮。
博士毕业后，张立波到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合作导师为赵家祥教授，之后留校工作五年。在这七年间，他延续、深化并扩展了博士阶段的研究主题，一方面是从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入手，阐发了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另一方面是利用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访学的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后现代历史哲学。由此形成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完成《阅读、书写和历史意识——对马克思的多重表述》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二是和杨耕教授联合主编《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后陆续出版。
在筹划《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的过程中，张立波教授的学术旨趣已经发生重大的游移。犹记得，在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春季的一次小型论坛上，他表示“回归”中国马克思主义主题，即由国外马克思主义追踪转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引发了同代学人的诧异、不安乃至冷嘲。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转向，他给出三点解释：其一，后现代思想应当是注重本土性的，中国化研究具有本土性；其二，后现代思想应当是注重地方性的，中国化研究具有地方性；其三，后现代思想应当是注重当下性的，中国化研究具有当下性。这里所说的后现代思想，不是当代西方某个后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而是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和理论语境的后现代思想。
祖父担任过小学校长兼语文老师，父亲担任过高中校长兼地理老师，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张立波从小就对读书和写作有天然的喜好，对校园、地域和空间结构有特别的观察。他1986年参加高考，语文成绩名列山西省第二名。在中学和大学阶段，他阅读了大量的新时期文学作品，特别是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中长篇小说，这应该是他后来热衷于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执著于语言修辞和话语分析的根基所在。
在大学期间，张立波和韩林宏、李丹、欧阳洪浪、李仕文、秦虹等同学一起创办手抄报《猫头鹰》，发布本班同学所创作的小说、诗歌和随笔。张立波公开发表的最早文字，是大学毕业后在山西616厂子弟中学任教期间，在诗人韩惊鸣的邀约下，为台湾诗人彩羽，澳门诗人陶里，美籍诗人林冷、林绿，泰籍诗人岭南人，菲律宾籍诗人云鹤等人的诗歌所作的八篇评论，收录在书海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世界华人诗歌鉴赏大辞典》中。
1996年7月至2000年6月间，张立波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杂志社当哲学编辑，出于工作的需要，写作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出版》和《<漫步遐思：哲学随想录>出版》，这是他公开发表的最早的两篇书评。前者更多地具有介绍的性质，比较客观；后者则不乏评论的意趣，展现了个人的主观感受。1998年，他给干春松教授著《现代化与文化选择——国门开放后的文化冲突》作评，发表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该报现已无从搜寻，文章的标题亦遗忘殆尽，不过，可以确信副标题中有“读”或“评”而无“出版”字样。
从读博士时起，张立波钻研文本解读的方法，对语言学、叙事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情有独钟。在博士毕业后的数年间，围绕马克思文本解读，陆续撰写了《从修辞学视角看马克思的文本》《读者批评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等文章；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或“史前”研究期间，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史料撰写了《五四时期妇女话语》《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话语》和《五四时期唯物史观话语》等文章，此外，还写作了《<血路>：人物研究的范式》《蓦然回首：<张申府访谈录>释读》、《穿越回忆的缝隙：以<党的“一大”>为例》等文章。这些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书评，而是属于文本细读和话语分析，其旨趣不在于评价书的好坏得失。书无论好坏，已然成型，或者是资料集，或者是研究类著作，文本细读和话语分析的用意在于拆解与重构，使小书成为“大书”，大书成为“巨书”，问题的、议题的和论题的“巨书”。
过去二十八年间，张立波在阅读、思考、写作和教学之余，担任过《教学与研究》《哲学门》《哲学家》等刊物的编辑或副主编，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培养学生时，能够从阅读书目、思想方式、篇章结构、段落句法等方面，予以细致入微的指导。《坐言起行录》中即收录有这方面的文章，2018年1月出版的《研究生课程记》更是独树一帜。该书封底有这样的内容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一名教授在课前或课后写提要，用于自我总结，也供学生把握梗概。课程包括《文化哲学研究》《历史哲学研究》《专业文献研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等，这些都是哲学系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主干课程。除课程提要之外，还有带领学生做课题、参加调研、讨论写作、赏析电影之类的记述。所有这些，都是课程教学与实践的组成或扩展，故冠名《研究生课程记》。”
在这本随笔中，可以看到张立波教授的日常工作，可以发现他对教书育人的基本态度，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学术思想追求。他坦言，表扬和自我表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讥讽和自我讥讽，是良好的生活态度。他强调，年青人代表着真理、时代和未来，跟年青人过不去，就是跟真理、时代和未来过不去。张婷博士在《研究生课程记》的“跋”中指出：“张老师的文字不乏犀利，同时又饱含温情，小心翼翼，严谨细致，力求避免任何不经意间的冒犯和伤害。”她还进一步分析道：“对于叙述，他是有考究的，明确干练而富有内涵，语义空间开阔，貌似简单，实则层次繁复……首先是谈一件具体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其次，这个事情并不只是一个事情，而是有代表性，映现出很多事情或某一类型的事情，进而言之，他希望呈现具体时空中的天空和大地，颜色和声音，坚韧和努力。”
2015年10月，张立波教授带《文化哲学研究》课程班同学赴河北馆陶调研，从文化地理学、旅游文化学等视野出发，感性描述和理性分析相结合，致力于提炼基本的概念构架，对馆陶的人文景观做出透视，并生发出一般性的意义和启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下的乡村文化。基于同学们写作的调研文章，张立波和时任馆陶“美丽办”副主任徐海敏联合主编《乡村的文化意象——河北馆陶美丽小镇掠影》一书。王晓宁在评论中提出：“可以说，这既是一部理论专著，也是一本旅行游记，还是一份调查报告。”吴照玉在评论中认为：“该书作者深入河北馆陶小镇，不仅是一次对乡村文化景观的实地考察，更是一次精神上的返乡之旅。同时传达出乡愁的安放需要老灶台、石磨、泥土墙等文化意象，更表明这些意象中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人文情怀，才是我们真正无法割舍的乡愁。”
此次馆陶之行，标志着张立波教授步入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的研究，从最初的马克思文本解读、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研究，转入田野工作实践。此后，他每年都会重返馆陶，追踪研究。他给自己门下的学生讲述过，文本解读的基础在于文学批评理论，话语分析的基础在于语言学，叙事学和符号学，田野工作的基础则在于质性研究方法。相对而言，文本解读和话语分析属于人文学，田野工作则属于社会科学。田野工作实践促使张立波在知识结构、思想方式和工作境况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他极大地受益于张箭飞教授和张晓松教授。张箭飞作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在风景与文学、植物与文学、地理与文学等跨学科的研究中独领风骚，张晓松教授长期致力于文化人类学和旅游学研究，在西南地域民族民间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方面做出开拓性贡献，她们在思想格局、精神气质和人格魅力等方面给予张立波一系列的引领和启发。
（责任编辑：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