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建中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民革海淀区工委副主委，区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政府特约监察员、北京市政风行风建设督导员、中央统战部六局信息联络员。中国民俗学会和中国民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通俗文学学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北京师范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民俗学”学科学术带头人。
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民间文学引论》等15部。先后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中国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一等奖。2001年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2007年列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在文学院诸师中，个人比较怀念‘中哥哥’，老万人很好，从来不摆架子，同学们都觉得老万很平易也挺可爱的，就是不知道‘中哥哥’现在做菜水平有提高否？”
这是在采访万建中之前，从北师大评师网上找到的一段学生对他的评价。虽然觉得“老万”、“中哥哥”这样称呼不免有些欠妥，但是读起来还是令人觉得甚是可爱，让人充满好奇，就想认识认识这个“中哥哥”。
放牛郎的美好时光
万建中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海淀区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说来也算是个大学者了，但是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大学者曾是一位放牛郎呢。
万建中1961年生于江西南昌，后来随父母下放，迁至江西的一个小村。在那里他经历了五年的放牛生涯。
在那五年的放牛生涯里，万建中一直处于半工半读的状态，每天一早就去放牛，然后再去课堂上学。由于牛要吃有露水的草才会长膘，所以他一般都起得很早。尤其到了春耕的时候，大人们每天还要牵着牛去耕田，因此等到太阳出来才去放牛，是一定会被大人骂的。
“记得我当时放牛是计算工分的，所以也有收入，虽然挣得不多，但是光靠放牛的收入我就能养活自己了。那时候的牛都是生产队的，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一直都觉得，牛比我自己还值钱呢。”万建中打趣说。
在这段每天与牛朝夕相处的日子，万建中与牛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以至于时至此时回忆起来，仍能感受到他双眸闪动着的欢愉之色。也许是这段经历有太多美好的回忆，说话间，他不自禁地便描述了那段美好时光：“我到过许多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与我幼时放牛的那个村子相提并论。记得当时的村子旁边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我们几个小伙子每天把牛赶进山里面，然后开始砍树盖房子，每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再跑去山里找牛回家。有好几次我的牛都没有找到，眼看着别的孩子都赶着牛回家了，我没办法，只能跑回家叫来父母，打着灯笼继续找，当时为这事还挨了好几回骂，但现在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这样，万建中在农村边放牛边读书，直到读完了小学，转到人民公社读初中。而此时万建中的父母也由于工作变动离开了农村，将他也转至县城上学。于是万建中这段放牛郎的美好生活，也就这样宣告结束了。
民俗情缘
“我小时候就对戴眼镜的人特别崇拜，总觉得戴眼镜的人特别有知识。对，就是钟先生这样的。”万建中顺手一指在旁边挂着的一幅老先生的画像，我到此时才知，原来那个画像上的老先生就是中国民俗学的鼻祖钟敬文先生，而钟敬文先生也正是万建中的老师。
因为钟先生的言传身教，最终使万建中走入了民俗学的殿堂。而万建中也时时不忘钟先生的教导，即使钟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他还是把老师的画像挂在办公室中最显眼的位置。
然而人们或许不会想到，民俗学并不是万建中最初的理想。在万建中读大学的年代，还没有什么法律、经济之类的专业可供选择。受那个年代许多知名学者的影响，人们大多都是将中文或是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成为一名作家，也成为无数人共同的理想，万建中也不例外。为了作家的梦想他果断去了北大学习文学。他本以为他的理想会顺利实现，然而没想到大学第一堂课老师就给他泼了冷水。老师对他说：“你要想当作家不要来中文系，中文系教给你的条条框框太多，这很容易限制住你的想象能力，不利于你的发挥。”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老师的这一席话最终没能使万建中当上作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对万建中的作家梦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有人说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一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万建中虽然没能成为一名作家，但是他却有幸得到了钟敬文先生的赏识，并最终成为一个民俗学者。时至如今，他也并不为没有成为一名作家而感到惋惜，相反为能够成为一名民俗学的学者而感到骄傲。
“我的老师钟敬文先生曾说过‘民俗学是一门带有情感的学问’。我也这样认为，我觉得我现在的专业特别好，我们专业的师生对生活的理解，对生活的爱，对生活的执著都是其他专业所不具有的，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感受到了许多不同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这些都使我看问题更加全面。由于我们接触的人大都处于社会底层，所以这也使我们能够更亲近百姓，更能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这就是民俗专业带给我的好处。”万建中解释说。
万建中不仅能够站在百姓角度看问题，对待学生也是十分宽仁和蔼的。据学生讲，万建中很少站在讲台上讲课，也很少向学生强加自己的观点，总是在学生中间倾听学生的看法，并与学生交流自己的观点。因此他在学生中也总是好评如潮。
如今万建中从事民俗学方面研究十余载，在中国民间叙事文学、中国民俗史、民俗学理论等领域都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曾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还入选北京市“新世纪百人工程”。虽然他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荣誉，同时他也承认做好这一行并不容易。民俗文化由于是社会的底层文化，做好这样的学问一定要有广泛的社会实践。于是万建中经常带着学生去很多偏远穷苦之地，与当地普通百姓同吃同住，一住往往就是几个月。这其中的苦头，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据万建中讲，有一次在老乡家中吃饭，老乡递给他的筷子不太干净，万建中看后有些作难，对主人说：“这双筷子好像没有洗，能不能给我换一双啊？”谁知主人听罢，拿过筷子，只在腋窝下蹭了两下，就又重新递回他手中，弄得万建中很是尴尬。
“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对生活条件都比较讲究，如果去饭店吃饭，有一只苍蝇都要跟服务员理论半天，要把菜饭换一下，但是到了那些偏远的地方，苍蝇蚊子到处都是，穷讲究只会增加与当地百姓的距离感，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们想讲究也讲究不起来了。大家都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我想也是这样，你看我们的祖师爷钟敬文先生不是活了一百岁吗？”万建中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我知道万建中不是不爱卫生，只不过是与卫生相比，他更爱他的工作而已。
建言文化保护
万建中在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和海淀区政协委员期间，一直积极履行政协委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活动，积极撰写提案。
也许由于专业方向的缘故，在万建中担任政协委员的这些年中，他一直视文化遗产保护为己任，但凡是文化传承与保护方面的调研，他从不缺席。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到“北京名人故居的保护”，从“北京中轴线的保护”到“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许多已经完成的调研成果中，无不凝结着万建中的心血与智慧。
近些年来，万建中一直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尤其是古村落的保护方面。他认为，如今古村落的保护已经是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北京城中的四合院已经所剩无几，推土机已经推向农村，而新农村建设仍被很多人理解为拆旧房盖新房，古村落几乎已经被逼至绝境。
“古民居大部分都是民国以前的，而中国的传统民居又基本都是土木结构，时隔这么多年，木头基本上已经都腐烂了，所以现在几乎所有古民居都是危房。这些危房的维修花费巨大，住户宁可花钱盖一座新房也不愿意维修旧房，但政府方面又认为这些古民居的保护没有回报，所以对其保护的投入力度也不大，我觉得政府应该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目光放长远一点，对古民居保护再重视一些。”万建中不无忧虑地说。
抬起头是一种境界，低下头是一种信念。与万建中交流的过程中，相信任何人都能轻易地感受到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感受到他的谦谦君子之风。他待人接物舒展大方，热情而不嗦，克制而不冷漠，既不蓄意炫耀，又不刻意藏巧。在与人的交流中，他更愿意把倾诉换作倾听与冥想，用善待与谦和去排斥难堪与伤害。
记得还在上学的时候，曾读过一本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书中金庸借一块玉佩的刻字，表达了自己对“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样人生境界的推崇。我没有想过这样人生境界的人会是怎样地雍容自若和豁达潇洒，但我想，他应该是如万建中这样的人物，才不至令人失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