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佳 陕西西安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区政协副主席。兼任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兼高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委主委，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学科带头人，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和王力语言学奖。 

　　当年他曾作为一代热血青年在大西北的黄土地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国家恢复高考后他作为第一批考生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虽然当了中学语文教师，但不断进取的他后来又读了硕士、博士，直到现在成为了大学教授、语言学家、知名学者。他就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校长助理兼研究所所长的张维佳。 

　　矢志不渝，追逐梦想 

　　作为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张维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喜欢“瞎想”的人，喜欢做什么都问个“为什么”。1977年，张维佳成为了“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他考入大学中文系后，因为对语言及其规律和运行机制感兴趣，而转向了语言学的学习与研究，而且还在大学阶段就发表了学术论文。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但是，作为一个怀揣梦想的青年，张维佳当时并不知足，强烈的求知欲和对未来的憧憬，促使他不断努力、发奋治学，先后考上了汉语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历史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并最终站在了大学讲台上。 

　　199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张维佳从书斋走出，走向田野，开始了对“活的”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他承担了陕西省高校地方课程教材《陕西方言与普通话》撰写工作，开始对陕西近百个县市展开调查，探索陕西方言共时差异和历史演变规律及其与汉语普通话的关系。他的专著——《陕西方言与普通话》出版后，很快成为被陕西高校广泛使用的地方教材。这项工作为他后来重视活的语言、重视历史语言学和语言地理学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从传统语言学到现代语言学、从关心文献材料到关注活的语言生活，进而寻找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整个治学理念发生变化后，张维佳觉得还需要进一步深造，1996年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跟从潘悟云教授学习历史语言学，攻读博士学位，而后仅仅花了两年便完成了博士论文《演化与竞争：关中方言音韵结构的变迁》。 

　　博士毕业以后，已是不惑之年的张维佳有幸被北京语言大学相中。刚到北语工作时，他被安排给那些零起点的留学生教授汉语课。由于他独特的风格和颇具魅力的声音，很快就受到校领导的重视，被调往语言研究所从事专职科研工作，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受到学界的重视。后来，他以其多方面的才能、良好的综合素质，被调往学校科研处担任处长，去年又转任校长助理兼语言政策与标准研究所所长。 

　　从一个城市青年变为下放到农村的知青，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到书卷飘香的学者生涯，张维佳的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艰辛。无论道路如何曲折，心中对学术的热爱和坚持却始终未变。 

　　治学上既“接天线”又“接地气” 

　　同大多数学者一样，张维佳在他的学术之路上敢于攀登，不断创新，硕果累累。近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获得各种奖项或荣誉。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张维佳的论文《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荣获了第六届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他担任主任的北京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2010-2012年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体”。他撰写的《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汉语国际教育的路径选择》被中央统战部《零讯》采纳，并因此获得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统战部优秀信息、民盟北京海淀区委2013年度信息工作先进个人一等奖。 

　　而与一些学者不同的是，张维佳却是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所谓“接天线”，就是指基础研究必须要在学科前沿问题上提出自己的主张，占居领先地位，获得学科话语权。张维佳就是这样一个能“接天线”的学者。他将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不仅仅针对国内，而且要对世界语言学有所贡献。在完成博士论文后，他沿着历史语言学的道路，继续开展探秘语言历史演变的工作，先后发表了《远指代词“兀”与突厥语》、《朝鲜汉字音的层次及来历》、《关中方言果摄读音的分化及历史层次》等重要论文。 

　　2002年前后，他开始研究语言地理信息系统。他在治学上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同时也由此开始了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基于GIS系统的语言地理研究的理念和路径。之后发表的《秦晋之交南部方言宕摄舒声字白读音的层次》、《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等多篇文章都是这一方面的力作。 

　　2004年张维佳来到香港，跟随著名语音学家朱晓农交流学习。在此过程中，让张维佳受益最深的便是科学主义的精神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现今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再走惶惶乎“我注六经”、玄玄乎“六经注我”的老路，而应该使用现代科学与哲学兴起以来的研究方法，不仅要有多方探索的随机发现过程，更要有自动纠错的递归评价过程。技术的革新推动着语言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便捷、高效、高精度的仪器设备使实验和分析能够提供更精确的数据、更多维的观察视角。所以，张维佳说，“我们必须要有‘三个走进’：走进田野、走进实验室、走进社会”。为了推进国内基于现代技术的语音研究，他翻译了国际语言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几部书——《语音学教程》（赖福吉著）、《世界语音》（赖福吉、麦迪森著），并正在组织翻译《语言地理学方法》（柴田武著）。 

　　张维佳认为，除了“走进实验室”以外，“走进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即研究成果必须要对现实有用。从近处来说，要对教学有用，再说远一点，要为社会的教育、文化、经济服务，再远一点要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近些年来，在我国语言政策规划问题上，张维佳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方案，可以处理好普通话与方言、汉语与少数民族语的关系，使处于相对弱势的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能够进入良性的发展机制，增强自身迎接新时期新形势挑战的能力，而不再仅仅是机械地“抢救”与“保护”；他还对国家新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国语国际传播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重视。 

　　近年来，张维佳致力于“语言文化建设”工作。他说，过去我们谈语言文化，只是一个表层的文化，谈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联合短语。这方面从古代就开始重视，古代的语文学讨论的就是这类问题，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字形、字义、字音的变化和演化。现在我们谈的语言文化，是一种偏正关系，即有关语言的文化、跟语言相关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和语言相关的文化我们都要研究。这种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语言文化的研究，来为社会文化服务、为社会经济服务。如行业用语、广告用语、民间曲艺形式等。同时，可以生成语言产品，可以服务于语言培训、语言测试等等，甚至还能为国家安全服务，比如建立大数据的音库，可以为刑事侦查服务。另外，语言文化也可以展示我们优秀的地方文化，张维佳目前正在做的课题“北京语言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与研究”，便对古诗文吟诵、北京“三山五园”的楹联牌匾、口传文化、地名文化等问题进行研究，服务于北京文化建设和世界城市建设。 

　　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统筹兼顾 

　　如今，张维佳现今担任着多个职务：不仅是教授、博导，需要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而且还是管理者，他是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助理、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另外，张维佳还是民盟北京市委常委和高教委员会主任、民盟海淀区委主委、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副主席，曾任北京市和海淀区两级人大代表。在这么多繁杂的工作中，张维佳善于统筹安排，把各种性质不同的工作都做得都很出色，并且能够将学术研究、科研管理、社会工作兼顾起来，使其互为支撑，形成巨大的合力。 

　　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海淀区政协副主席，张维佳近几年有三项工作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认可：第一是提出了“充分整合辖区科研院所和中央高校的资源、全面提升中关村自主核心区的品质”的提案，后来海淀区提出了一个“1+6”政策，其中的“1”就跟其相关，在海淀区建立一个中知院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整合资源，所以中关村、知春路、学院路联合搞了个研究院，就是为了让这些驻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落地。第二，他从2006年就开始调查研究中国高校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曾撰写《北京高校在首善之区建设中的作用》的调研报告，其中《社会文化建设与首都高校的文化使命》，荣获了北京市委统战部二等奖。在这里面，他强化了高校的文化引领作用，并在推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观点被北京市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采用。第三，他非常关注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中的教育国际化问题，撰写了《世界城市建设和首都高校来华留学教育》调研报告，主要从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设这样一个目标出发，来分析北京和巴黎、东京、伦敦、纽约这几个城市在国际化方面，特别是在留学生教育方面的优劣势，来看我们现在的距离有多远，未来怎么做。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人大的一个提案提交上去，也获得了好评。 

　　在张维佳看来，做社会工作，可以使他对整个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趋势有比较透彻的认识，在为学校科研项目的策划选题上就比别人站得高，从而拓展学校的科研空间。另外，通过社会活动可以接触很多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界的知名人物，能够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启示。至于对学术研究方面有什么影响呢？张维佳认为，它可以使你的学术跳出来，站在更高的上位，能够“站得高，看得远”。“比如我搞历史语言学，我就站在语言学的高度上；我搞语言学，我就站在人文社科的高度上；我搞人文社科，我就整个地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对张维佳来说已经形成了合力，撤掉一个都会对其他的方面产生影响。“如果没有社会工作的经历，没有管理工作的经历，我自己的学问也很难做得更好。没有社会工作经历，那就不会掌握那么多资源。我觉得我把它们打通了，把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了，要哪一个就把它提出来。” 

　　年轻时曾经做过电台主持人的张维佳，本身就拥有一副有磁性的好嗓子，再加上巧妙地运用语音学理论对其进行调节，他让自己的声音更富于亲和力、感染力。除了朗诵、唱歌以外，张维佳对书法艺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当然，书法在他那里并不仅仅是一个爱好，更是一种抒写人生意境的方式。他说，“书法家不是练就能练出来的，其实当你的历练、悟性和文化积淀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写就会有了。这里边跟你的整个素质、跟你对社会的认知和人生的体悟相关，它自然就散发出来了。这是一种修养。”虽然张维佳已经年过五旬，但在他的学生眼里，他始终是一个充满活力、干劲十足、心态年轻、甚至常常如孩童般纯朴天真的老师。多才多艺的他，时时让周围的学生叹服和仰慕，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张维佳常常用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来与学生共勉。不仅治学如此，人生亦如此。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阶段，他也处过，而且一处就是20多年，当时总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很辛苦，不知道自己方向在哪儿。”第二阶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他担任科研处长之后尚未取得成果的这几年的真实写照。每天辗转反侧，考虑的都是工作上的事情、为学校争取资源的事情。有时候饭后散步，很自然地就走到了办公室里。如今，他开始慢慢步入了第三个阶段，“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已经能够享受到成功所带来的快乐。 

　　但是，成功的快乐对于张维佳来说只是暂时的，他是一个不断追求，有着远大抱负、敢于担当的学者。对于今后的工作打算，张维佳表示，他将继续以学科重大问题和社会重大需求为导向，坚持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紧紧围绕学科终极问题并结合影响国家、地区社会发展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 

　　（转载自《中华英才》2014年第5期，略有删改）